一、關於共產黨
－－當前最重要的不是共產黨需要擔心自己會垮掉，共產黨不需要總是擔心自己是不是會垮掉，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最應該為人民操心的是我們的國家是不是能在國際競爭中抬起頭來，讓人民在國際上抬起頭來，讓我們的華僑、世界華人在國外抬起頭來。
－－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也都是科學，我黨在決策的時候要尊重科學，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學。
－－我們的党需要專業人才，我們的黨校要培養專業人才，就是要培養在專門崗位上發揮党的領導作用懂專業的人才。黨校不是學習中央文件政策表決心的地方，更不是結幫成夥搞意識形態鬥爭的地方。
二、關於上海
－－“三個代表”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這三個方面來講，上海都在全國的最前列。所以，上海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上海的發展是穩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穩定發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賴中央。甘肅省目前還需要依賴中央，上海有能力幫助甘肅省擺脫依賴。
三、關於抵制中共中央
－－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句話現在好像不怎麼講了，為什麼不講了，發展不是硬道理了嗎？那麼誰來告訴我還有什麼是道理？
－－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有人領會成達到小康生活水準的人就不應該繼續提高生活水準了，就要等沒有達到小康生活水準的人也達到了之後才可以繼續提高生活水準，這種理解完全沒有道理。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不是用這樣機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陽升起的時候先照亮東邊，不是東邊和西邊同時照亮，我們只好尊重這樣的事實，這就是尊重科學。平衡發展是好的，平衡發展只能逐步地、平穩地過渡完成，平衡發展不是殺雞取蛋，殺雞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學，平衡發展不是劫富濟貧，劫富濟貧的結果是均貧而不是均富。
－－宏觀調控我是贊成的，平衡發展當然是好的，正確的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肯定不是讓正在發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點飯，讓另一個正在鬧胃病的嬰兒把肚子吃的撐起來，當然也不可以是讓一個等待做胃病手術的病人大吃一頓。
－－我們不能把宏觀調控和平衡發展當作平均主義的代名詞，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的經濟建設歷史經驗早就證明了平均主義的思想只能扼殺發展。
－－發展有先有後，發展永遠不可能絕對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當作口號可能對鼓舞人心士氣有暫時的效果，當真了就是欺騙自己也欺騙人民群眾。
－－我們是要老城市更新發展並且建設更多的新興城市，還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發展和新興城市崛起？我們是要讓更多的農民變成城市居民呢？還是要讓農民永遠是農民呢？
那麼為什麼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給城市的擴展和新興城市的崛起人為地加以諸多的限制呢？
四、關於政策“變通”
－－貪污腐敗和政策變通不是一回事。貪污腐敗是有人謀私利，政策變通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
－－我同意贊成的事情我說話算話，有的事情我說話算話但不是我說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說我說的不算的時候，對上面我來負責，你們也會承擔後果。你們要明確我說的這一點，我們才能一起幹，否則就別跟我幹。我這個人，做事只要對得起党，對得起良心，對得起人民，我不怕風險，我不推卸責任，我有話直接說，先說清楚了再來做。
五、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政策
－－樓價飛漲是因為房子供不應求，土地飛漲轉手就獲暴利是因為土地供不應求。供求關係的道理，賣西瓜的小販沒有一個不懂的。可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間，有人就是不懂，連不懂裝懂都不會。
－－我們的領導同志對一些具體的經濟糾紛不經過調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風應該徹底改掉，這樣的做法既不是運用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糾紛，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運作。這種做法會起到煽動作用和製造混亂，這不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這是在降低黨的執政能力，因為黨的執政能力必須體現在注重依靠法律來解決糾紛上，不是體現在党的領導同志的權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務院領導同志對一個雞毛蒜皮具體事件的批示，我們不可以不尊重，我們不可以不考慮，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條法律？我沒有背過法律條文，誰來提醒我一下？沒有人告訴我，那麼這個問題就只能讓法庭去決定。法庭的決定，我們當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動是加速地區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設辦事處？這些全國給省市在北京設辦事處，就擴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費，就給首都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業在上海設了視窗？多少外地的個人到上海尋求發展的機會？多少港、澳、台和外國企業在上海設立了機構？這些都在以正回饋的形式加速著上海的發展。你怎麼來要求全國做到“平衡發展”呢？你可以發一個檔鼓勵他們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麼辦？你還要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來個“平衡發展”嗎？把上海的高樓蓋在延安，房價肯定不會高，但是這有道理嗎？這不是太不講道理了嗎？
－－有人懷疑現在中央的領導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我不這樣認為，但是，確實有人錯誤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錯誤地認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並在實踐中走行政干涉這種捷徑，我認為問題出在這個地方，需要糾正這樣的錯誤理解。
－－有人總是拿境外的傳媒造謠誣衊所謂的“上海幫”來說事，我到要就著今天的機會反問這些人幾個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傳媒如此憎恨“上海幫”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幫”？這說明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境外的反動媒體對我國高速發展天天唱衰而對發展停滯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吹捧？我們共產黨內有沒有人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我不知道，不過，我也不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黨內如果有不同意見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動媒體來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發動輿論進攻的話，這不等於告訴全世界我們自己黨內的事情不能在黨解決？這樣的錯誤作風，和黨內存在的貪污腐敗相比，哪一個對我黨的生死存亡更危險？說這種行為是和“反共反華”穿一條褲子是重了點，發展下去就是反共反華也沒錯。
六、個人主義膨脹和狡辯
－－上海是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見證，上海是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的象徵，上海是改革開放之後迅速發展的實驗地，上海是我國的光榮，這就是我黨領導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為上海的市委書記，我在中央決定的政策精神指導下首先對我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負責。我的職責範圍同總書記是不同的，總書記的職責範圍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們都是共產黨人，但這不是說我們的工作職責範圍沒有界限，共產黨是一個集體不是一個人，共產黨的領導有分工，共產黨是有黨內民主的，這個意思我的個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產黨不是一個人的意思。
－－宏觀調控的政策沒有起預先估計的效果，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來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貫徹執行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實，但是私人的資金和外國的資金繼續流入上海，私人之間的資金周轉很活躍，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我們沒有政策可以對此採取措施。我們總不能不准張三借錢給李四吧？我黨沒有這種規定吧？
－－我強調要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運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沒有排斥党的領導，我的意思是在應該和能夠運用經濟手段的時候，不要認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候，輕易使用行政手段來干涉經濟社會的事務會留下我們不想要的後遺症，應該和能夠運用法律手段來解決的問題，也不要輕易地用行政手段來解決。提高我黨的執政能力不等於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經濟社會事務的比例，我不這樣理解。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國私營企業創造了國民總產值的40％多，我們上海的國營企業創造了上海總產值接近80％，如果要談誰最堅持社會主義的問題，難道不是上海最堅持社會主義嗎？那些動不動就想給上海扣上資本主義帽子的人說的話不值一駁。上海建設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榜樣，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上海沒有搞資本主義，這頂帽子戴在上海頭上不適用，這頂帽子戴在我頭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國的國營企業國民總產值超過上海再來跟我說上海是不是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否則請原諒，不要浪費你我的時間
2009年5月30日星期六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中国各界人士联合发布《零八宪章》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零 八 宪 章
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中国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签署人：303人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张思之（北京，律师）
茅于轼（北京，经济学家）
杜 光 （北京，政治学家）
李 普 (北京，老记者）
沙叶新（上海，剧作家）
流沙河（四川，诗人）
吴茂华（四川，作家）
张显扬（北京，思想家）
孙文广（山东，教授）
鲍 彤（北京，公民）
丁子霖（北京，教授）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蒋培坤（北京，教授）
刘晓波（北京，作家）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高 瑜（北京，记者）
戴 晴（北京，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艾晓明（广东，教授）
刘军宁（北京，政治学家）
张旭昆（浙江，教授）
徐友渔（北京，哲学家）
贺卫方（北京，法学家）
莫少平（北京，律师）
陈子明（北京，学者）
张博树（北京，政治学家）
崔卫平（北京，学者）
何光沪（宗教学专家）
郝 建（北京，学者）
沈敏骅（浙江，教授）
李大同（北京，记者）
栗宪庭（北京，艺术评论家）
张 鸣（北京，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余世存（北京，作家）
秦 耕（海南，作家）
周 舵（北京，学者 ）
浦志强（北京，律师）
赵达功（深圳，作家）
姚立法（湖北，选举专家）
冯正虎（上海，学者）
周 勍（北京，作家）
杨恒均（广州，作家）
滕 彪（北京，法学博士）
蒋亶文（上海，作家）
唯 色（西藏，作家）
马 波（北京，作家）
查建英 （北京，作家）
胡发云（湖北，作家）
焦国标（北京，学者）
李公明（广东，教授）
赵 晖（北京，评论家）
李柏光（北京，法学博士）
傅国涌（浙江，作家）
马少方（广东，商人）
张 闳（上海，教授）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王 怡（四川，学者）
王晓渔（上海，学者）
苏元真 （浙江，教授）
强剑衷（南京，老报人）
欧阳小戎（云南，诗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者）
昝爱宗（浙江，记者）
周鸿陵（北京，社会活动家）
冯 刚（浙江 教授）
陈 林（广州 学者）
尹 贤（甘肃，诗人）
周 明（浙江，教授）
凌沧洲（北京，新闻人）
铁 流（北京，作家）
陈奉孝（山东，北大右派学生）
姚 博（北京，评论家）
张津郡（广东，职业经理人）
李剑虹（上海，作家）
张善光（湖南，人权捍卫者）
李德铭（湖南，新闻工作者）
刘建安（湖南，教师）
王小山（北京，媒体人）
范亚峰（北京，法学博士）
周明初（浙江，教授）
梁晓燕（北京，环保志愿者）
徐 晓（北京，作家）
陈 西（贵州，人权捍卫者）
赵 诚（山西，学者）
李元龙（贵州，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人权捍卫者）
蒋绥敏（北京，工程师）
陆中明（陕西，学者）
孟 煌（北京，画家）
林福武（福建，人权捍卫者）
廖双元（贵州，人权捍卫者）
卢雪松（吉林，教师）
郭玉闪（北京，学者）
陈焕辉（福建，人权捍卫者）
朱久虎（北京，律师）
金光鸿（北京，律师）
高超群（北京，编辑）
柏 风（吉林，诗人）
郑旭光（北京，学者）
曾金燕 （北京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人权捍卫者）
杜义龙（陕西，作家）
李 海（北京，人权捍卫者）
张 辉（山西，民主人士）
江 山（广东，业主维权者）
徐国庆（贵州，民主人士）
吴 郁（贵州，民主人士）
张明珍（贵州，民主人士）
曾 宁（贵州，民主人士）
全林志（贵州，民主人士）
叶 航（浙江，教授）
马云龙（河南，资深媒体人）
朱健国（广东，自由撰稿人）
李 铁（广东，社会活动人士）
莫建刚（贵州，自由撰稿人）
张耀杰（北京，学者）
吴报建（浙江，律师）
杨 光（广西，学者）
俞梅荪（北京，法律人）
行 健（北京，法律人）
王光泽（北京，社会活动家）
陈绍华（广东，设计师）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研究员）
高 兟（山东，艺术家）
高 强（山东，艺术家）
唐荆陵（广东，律师）
黎小龙（广西，维权人士）
荆 楚（广西，自由撰稿人）
李 彪（安徽，商人）
郭 艳（广东，律师）
杨世元（浙江，退休人员）
杨宽兴（山东，作家）
李金芳（河北，民主人士）
王玉文（贵州，诗人）
杨中义（安徽，工人）
武辛源（河北 农民）
杜和平（贵州，民主人士）
冯 玲（湖北，宪政义工）
张先忠（湖北，企业家）
蔡敬忠(广东 农民)
王典斌（湖北，企业主）
蔡金才(广东 农民)
高爱国（湖北，企业主）
陈湛尧（广东 农民）
何文凯（湖北，企业主）
吴党英（上海，维权人士）
曾庆彬（广东 工人）
毛海秀（上海，维权人士）
庄道鹤（杭州，律师）
黎雄兵（北京，律师）
李任科（贵州，民主人士）
左 力（河北 律师）
董德筑（贵州，民主人士）
陶玉平（贵州，民主人士）
王俊秀（北京，IT从业者）
黄晓敏（四川，维权人士）
郑恩宠（上海，法律人）
张君令（上海，维权人士）
杨 海（陕西，学者）
艾福荣（上海，维权人士）
杨华仁（湖北，法律工作者）
魏 勤（上海，维权人士）
苏祖祥（湖北，教师）
沈玉莲（上海，维权人士）
关洪山（湖北，人权捍卫者）
宋先科（广东，商人）
汪国强（湖北，人权捍卫者）
陈恩娟（上海，维权人士）
李 勇（北京，媒体人）
常雄发（上海，维权人士）
王京龙（北京，管理学者）
许正清（上海，维权人士）
高军生（陕西，编辑）
郑蓓蓓（上海，维权人士）
王定华（湖北，律师）
谈兰英（上海，维权人士）
范燕琼（福建，人权捍卫者）
林 辉（浙江，诗人）
吴华英（福建，人权捍卫者）
薛振标（浙江，民主人士）
董国菁（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玉峰（湖北，法律工作者）
段若飞（上海，人权捍卫者）
王中陵（陕西，教师）
董春华（上海，人权捍卫者）
陈修琴（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有（四川，人权捍卫者）
马 萧（北京，作家）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沈佩兰（上海，维权人士）
叶孝刚（浙江，大学退休教师）
张劲松（安徽，工人）
章锦发（浙江，退休人员）
王丽卿（上海，维权人士）
赵常青（陕西，作家）
金月花（上海，维权人士）
余樟法（广西，作家）
陈启勇（上海，维权人士）
刘贤斌（四川，民主人士）
欧阳懿（四川，人权捍卫者）
邓焕武（重庆，商人）
贺伟华（湖南，民主人士）
李东卓（湖南，IT从业者）
田永德（内蒙，人权捍卫者）
智效民（山西，学者）
李昌玉（山东，教师）
郭卫东（浙江，职员）
陈 卫（四川，民主人士）
王金安（湖北，企业主）
察文君（上海，维权人士）
侯述明（湖北，企业主）
刘汉南（湖北，人权捍卫者）
史若平（山东，教授）
张忍祥（湖北，人权捍卫者）
野 渡（广东，编辑）
夏 刚（湖北，人权捍卫者）
赵国良（湖南，民主人士）
李智英（北京，学者）
张重发（贵州，民主人士）
陈永苗（北京，学者）
江 婴（天津，诗人）
田祖湘（贵州，民主人士）
黄志佳（湖北，公务员）
关业波（湖北，公务员）
王望明（湖北，企业主）
高新瑞（湖北，企业家）
宋水泉（湖北，法律工作者）
赵景洲（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温克坚（浙江，学者）
魏文英（云南，教师）
陈惠娟（黑龙江，人权捍卫者）
陈炎雄（湖北，教师）
段春芳（上海，人权捍卫者）
刘正善（云南，工程师）
关 敏（湖北，大学教师）
戴元龙（福建，企业主）
余以为 （广东，自由撰稿人）
韩祖荣（福建，企业主)
汪定亮（湖北，律师）
陈青林（北京，人权捍卫者）
钱世顺（广东，企业主）
曾伯炎（四川，作家）
马亚莲（上海，人权捍卫者）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秦志刚（山东，电子工程师）
宋翔峰（湖北，教师）
邓复华（湖北，作家）
徐 康（湖北，公务员）
李建强（山东，律师）
李仁兵（北京，律师）
裘美丽（上海，维权人士）
兰志学（北京，律师）
周锦昌（浙江，退休人员）
黄燕明（贵州，民主人士）
刘 巍 （北京，律师）
鄢烈汉（湖北，企业主）
陈德富（贵州，民主人士）
郭用新（湖北，医生）
郭永丰（广东，中国公民监政会发起人）
袁新亭 （广州，编辑）
戚惠民 （浙江，民主人士）
李 宇（四川，采编）
谢福林（湖南，人权捍卫者）
徐 光（浙江，企业主）
野 火 （广东，自由撰稿人）
邹 巍（浙江，维权人士）
萧利彬（浙江，工程师）
高海兵（浙江，民主人士）
田奇庄（河北, 作家）
邓太清（山西，民主人士）
裴鸿信（河北，教师）
徐 民（吉林，法律工作者）
李喜阁（河南，维权人士）
王德邦（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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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田（北京，律师）
刘荣超（安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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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玉振（河北，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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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望（福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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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啸原（海南，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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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英（湖北，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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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裕祥（湖北，维权人士）
刘 毅（北京，画家）
张正祥（云南，环保人士）
（共3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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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日星期二
[轉載]楊佳一審被判處死刑
新華網快訊：1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致6名員警死亡、3名員警和1名保安受傷的被告人楊佳作出一審判決，依法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壯漢走出法庭後高喊：“楊佳，我看你服不服。”
今晨11時零2分，“上海閘北襲警案”犯罪嫌疑人楊佳被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死刑。
法院書中稱：被告楊佳因對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民警執法活動不滿，遂萌生報復心理，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2008年7月1日9時40分許，被告楊佳攜帶刀具，自製燃燒瓶等作案工具，伺機進入上海市閘北區政法大樓，在多個樓層先後襲擊毫無防備的公安民警，致6名民警死亡，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傷。到案後，楊佳對自己的上述犯罪行為供認不諱。法院就此認為，被告楊佳犯有故意殺人罪，依照《刑法》有關規定，判處其死刑。
在法官宣讀判決書的長達一小時時間內，被告席上的楊佳神情漠然，未出一言，表情始終無絲毫變化。宣讀判決後，法官未按正常程式詢問被告是否要求上訴。按程式，即便被告不提出上訴，該案須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復核。
法院判決書對傳聞中楊佳襲警的起因，即他曾經因為騎一輛無牌照租來的自行車受到閘北區芷江中路派出所民警盤查，後帶至派出所後六個小時中，員警對其用濫用暴力的說法予以否定。認為屬於“正常執法”。證據是有關監控錄像和三名員警的證詞。
楊佳的律師謝有明和謝晉在庭審期間提出的“不排除警方在期間使用暴力”的辯護意見，未被法庭採納。兩律師在上次庭審中，曾提出楊佳殺人案，雖然由市局刑偵總隊負責偵破，但其中不少證據材料是閘北公安分局負責採集，因閘北分局與此案有直接利害，要求法院認定該部分證據無效的請求，未被法院採納。他們要求對楊佳重新做精神病醫學鑒定的辯護意見，亦未被採納。
參與8月26日旁聽的司法界人士對《財經》稱：兩辯護律師顯然缺少“這樣大場面的”的刑事案件的辯護之經驗，“在庭審時，不著邊際地說了1個半小時”，試圖將將楊氏的罪名“故意殺人”辯為“故意傷害致死”。據悉，主辯律師謝有明雖有20年律師執業歷史，但其也是在數年前轉入專職律師，而且近兩年才接觸刑事案件。“以其能力而言，已經都用上了”。
在兩律師代理此案後，有消息稱，上海市律師協會曾經召集一些知名刑事律師為他們出主意。與他們唱對台的公訴人是上海市檢察院二分院的副檢察長。
與開庭審理時拒絕公眾和新聞記者旁聽不同的是，此次到場的記者因“旁聽證發放完畢”多被安排在審判大樓的小法庭觀看現場直播。但法警拒絕新聞記者錄音和做筆記。在參與旁聽的人中，《財經》記者看到全國政協常委鄧偉志的身影。
法院人士對《財經》稱，8月26日的審理，原本安排部分記者旁聽。但由於庭審消息被媒體公開和大量要員和公安要求旁聽，上面決定對新聞記者不開放，包括與法院早已預約的記者。
上海地方媒體僅上海電視臺“庭審紀實”節目組進入，但錄製後即將錄像帶交出，至今未能播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是該節目的理事單位，其上級負責人也是上海公安局文宣幹部出身。
在休庭後，法院的走廊上，一員警模樣的壯漢走出法庭後滿面紅光，異常興奮，高喊：“楊佳，我看你服不服。”
劉曉原：一審判決後，楊佳日子已不多了
從7月1日襲警案發，到今日宣判，整整兩個月時間。奧運會的召開，讓楊佳多活了一些日子。
楊佳襲警案會如何判決，不要說是律師，就是普通民眾也能預料到結果。
我們關注楊佳襲警案，並不是支援他“以暴制暴”，而是關注案件的作案動機、司法機關辦案程式，以及發生案件的深層次原因。
楊佳襲警案，僅從表面上來看，案情並不複雜，也不特殊，以前也有類似的案件發生，只不過沒有殺死殺傷這麼多員警。
楊佳襲警案，是一起全國有重大影響的案件，司法機關在辦理案件中一些遮遮掩掩的做法，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質疑。
楊佳殺人了，本應受到社會的譴責。出乎預料的是，他竟然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難道民眾都好壞不分了嗎？到底是什麼原因，使民眾的社會價值觀如此顛倒了呢？
我想，除了社會深層次原因外，可能是司法機關辦案中一些不透明做法。
在這起襲警案中，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楊佳母親竟然莫明其妙的“失蹤”了。她“失蹤”後，當楊佳父親委託的北京律師，來上海要求會見楊佳時，檢察院又拿出了楊佳的筆錄，說其只接受母親委託的律師。有了這份筆錄後，上海謝有明律師就在北京找到了楊佳母親，並辦理了授權委託書。這事有點離奇吧？
如果謝有明律師的授權委託有問題，則要影響到審判程式和判決的合法性。因為按照《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對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被告人一定要有辯護人進行辯護，當然，這個辯護人必須是依法委託或法院指定的。謝律師不是法院指定的辯護人，而是由楊佳母親委託的辯護人。假設這個委託不真實，一審判決是不是程式違法呢？
這個案件中，不可思議的還有，楊佳的精神病鑒定，是無司法鑒定主體資格的機構所做。我不知，檢察院或法院有沒有對楊佳重新做司法鑒定。如果沒有重新做過，而是以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的鑒定，作為認定楊佳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證據，那麼，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就存在嚴重問題。
一審判決後，楊佳還有十天的上訴期限。如果上訴了，還有二審程式，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二審判決後，還有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程式。如楊佳不上訴，只直接進入死刑復核程式。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6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受理上訴案件，應當在一個月以內審結。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有本法126條之規定情形的，還可以再延長一個月。
楊佳襲警案，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26條規定的情形。也就是說，這個案件的最長審限是一個半月。
7月1日案發，7月10日偵查完畢，上海警方將案件移送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7月17日，檢察院二分院向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如果不是因為奧運臨近，7月28日就要開庭審理。從中可以看出，公檢法對此案是速偵、速審、速判。
二審判決後，死刑復核期限沒有明確時限規定，也就是說，可快可慢。
原山東省濟南市人大常委會段義和炸死情婦一案，2007年8月23日二審當庭作出判決駁回上訴，案件進入死刑復核，僅用十天就復核完畢，9月4日執行了死刑。段義和一案，7月9日案發，到執行死刑，只用了五十八天時間。我擔任律師的廖思齊死刑復核案，案件在六月初就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至今三個月了還沒有復核完畢。
如果不是奧運會，楊佳一案也會象段義和案那麼快。
如快的話，也許在九月底之前，楊佳一案會走完全部程式，最遲不會超過十月底。
（作者：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劉曉原律師）
2008年7月3日星期四
一些言論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党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
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
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
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5日社論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于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于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瞭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無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一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為什麼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一含義……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一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
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5年7月4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于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
傑弗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弗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3日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自己選舉行政官。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不平凡。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3日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僕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為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麼?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麼?……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過是為著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自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作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卻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反動者企圖以"共黨煽動"，輕輕把"一二·一"慘案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但是七日的新民報說："學生罷課反對內戰，當地軍警出動鎮壓……，在這情形中誰是誰非，幾乎不待判斷"，"看昆明學潮慘案，受害的卻是赤手空拳的學生，他們既無武器，更非軍隊，而竟受到武力的攻擊"；"這次慘案卻證明基本人權無保障……政府當局亟須反省"。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1日
這件慘案的事理至為清楚，責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學生只不過激于愛國熱忱，憑了赤手空拳，起來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究有何罪?而國民黨反動派竟採取殘暴手段，慘加屠戮，並在屠戮之後，為了"嫁禍"起見，還不惜含血噴人，肆意誣衊，居心惡毒以至於此，真是史無前例。但是人民是不會受欺騙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國民黨反動派要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徒見其日益心勞力拙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7日
中國青年在現階段中所從事的運動，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經濟平等，和政治民主。為這三大目標而奮鬥的人，在歷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
——《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內政部公開頒行一種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藉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寧"。據中央社訊，其要點如下：負責籌備游行的人員，需于事前將姓名、年齡、職業、住址、游行宗旨、集會地點、進行日期及時間經過路線等呈報當地"治安主管機關"。散發的印刷品和張貼的標語須事先送當地
"治安主管機關"審查。上項法令，已由內政部發致全國各省市地方機關，本市市政府業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區公所"遵照辦理"。有了這個"法"的根據，今後各地當局更可以隨意于事先防止臨時禁止一切人民團體之遊行。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了。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嚴懲虐待犯人、毒殺犯人的兇手!未獲釋放的政治犯應切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為。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
維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
党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
"以變止亂"……（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希望某一種"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而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行動也被當局宣佈為"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鬥，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昨天報載：慕尼克在上周未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麼要在這個世界裏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裏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
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1944年2月2日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
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1944年11月15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
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5日社論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頒佈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所以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于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自然科學的真理了。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只適用于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的……同時，（他們）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
——《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報》1945年4月8日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新華日報》1945年7月3日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瞭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無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一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自由"為什麼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一含義……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一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
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歷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新華日報》1945年7月4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于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
傑弗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弗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3日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自己選舉行政官。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不平凡。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3日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僕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為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麼?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什麼?……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那不過是為著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自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作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也就是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民主一日不實現，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卻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9日
反動者企圖以"共黨煽動"，輕輕把"一二·一"慘案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但是七日的新民報說："學生罷課反對內戰，當地軍警出動鎮壓……，在這情形中誰是誰非，幾乎不待判斷"，"看昆明學潮慘案，受害的卻是赤手空拳的學生，他們既無武器，更非軍隊，而竟受到武力的攻擊"；"這次慘案卻證明基本人權無保障……政府當局亟須反省"。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11日
這件慘案的事理至為清楚，責任也很分明：一般青年學生只不過激于愛國熱忱，憑了赤手空拳，起來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究有何罪?而國民黨反動派竟採取殘暴手段，慘加屠戮，並在屠戮之後，為了"嫁禍"起見，還不惜含血噴人，肆意誣衊，居心惡毒以至於此，真是史無前例。但是人民是不會受欺騙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國民黨反動派要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徒見其日益心勞力拙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12月7日
中國青年在現階段中所從事的運動，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經濟平等，和政治民主。為這三大目標而奮鬥的人，在歷史中就有他的地位。
——《新華日報》1946年11月17日
而民主與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權、政權、財權及其他自由權利是不是得到切實的保障，不做到這點，根本就談不到民主……保證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移之自由權……中國共產黨一向是忠實於它對人民的諾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綱領中的每一條文與每一句語，都是兌現的。我們決不空談保障人權，而是要尊重人類崇高的感情與向上發展的願望，
——《解放日報》1941年5月26日
單說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國家。這是人人公認的。英美人民有各種民主權利……為了國際的地位，必須從保障基本的民主權利開步走。恐懼是懦夫，疑慮是自私，反對便是倒行。我們再度呼籲：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1日
本市消息內政部公開頒行一種限制人民游行自由的法令，藉口是"恐稍有不慎，足以影響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寧"。據中央社訊，其要點如下：負責籌備游行的人員，需于事前將姓名、年齡、職業、住址、游行宗旨、集會地點、進行日期及時間經過路線等呈報當地"治安主管機關"。散發的印刷品和張貼的標語須事先送當地
"治安主管機關"審查。上項法令，已由內政部發致全國各省市地方機關，本市市政府業已接到，且已分令警察局及各區公所"遵照辦理"。有了這個"法"的根據，今後各地當局更可以隨意于事先防止臨時禁止一切人民團體之遊行。人民遊行已無自由可言了。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3日
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嚴懲虐待犯人、毒殺犯人的兇手!未獲釋放的政治犯應切實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不准再有虐待和私刑拷打犯人的非法行為。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8日
維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饑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
党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
"以變止亂"……（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希望某一種"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而在重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青年學生們的組織與行動也被當局宣佈為"不合法組織……妨害治安"，而加以取締。反之，那些打人的暴徒，是合法的組織，是有益治安，而應力加保護。這就是合法政府的合法措施。讓我們在這個不合法的罪名下繼續奮鬥，一直到"人民的憲法"出現的一天吧!
——《新華日報》1947年2月22日
昨天報載：慕尼克在上周未暴動，"革命精神熾烈"，這是真的民意了，"納粹調集坦克出動鎮壓"。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說話。真的民意出現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說話了。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
現在，假如我們承認戰後的世界是一個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麼要在這個世界裏生存，要在這個世界的國際機構裏當一個"優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實踐中尊重"新聞自由"這種人民的"不可動搖的權利。"
——《新華日報》1944年10月9日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
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2008年7月2日星期三
Jiang Zemin Talks With Wallace in 60 Minutes
(CBS) On the eve of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president, Jiang Zemin, sat down for a rare interview with Mike Wallace.
In a wide-ranging and surprisingly frank interview, Jiang talked about many topics, inclu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iananmen Square and American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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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met recently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compound in the seaside resort of Beidaihe, in what Chinese officials say is the first visit there by a Western television news crew.
Jiang, the leader of one of every five people on the planet, has not been interviewed for U.S. television in more than a decade. Wallace's interview will air two days before Jiang is schedul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ly, one of China's government newspapers, The China Daily, called the United States, "a threat to world peace." Asked if he agrees with that assessment, Jiang treaded lightly.
"Candidly speaking, maybe it i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power and leading edg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njoys, tha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United States] tends to overestimate itself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he said. "But today I want to convey a nice messag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so I don't want to use too many tough words in our talk."
Asked abou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future U.S.-Chinese relations, Jiang said that he has a lot of friends among both parties.
"So you gave money to both their campaigns?" Wallace asked.
"Are you just joking?" Jiang responded. "We have never done such things. I have read the campaign platforms of both parties, and I believe whoever becomes president will try to improv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is is in the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whole world. Someone asked me not to pay attention to unfriendly remarks candidates might make about China during the campaign because once elected they will be friendly. I only hope that's true."
Prior to the interview, Jiang had agreed to give short answers so the two men could cover more ground. When Wallace reminded him of that, a smiling Jiang was ready with a reply, pointing out that his answers had also been long. "I think my answer is roughly the same length as your question."
Beidaihe, the site of the interview, has been called China's Camp David. Beidaihe is where the country's leaders meet in private every August to develop their plans for the coming year. The president agreed to speak candidly with 60 Minutes, emphasizing that he wants better relations with America.
"I hope to convey through your program my best wishe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he said.
Jiang said tha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n the whole, good. But he compared Chinese-U.S. relations to "nature," because of its variability: "Our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wind, rain, and sometimes clouds r even dark clouds. However, sometimes it clears up. We all sincerely hope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spoken like a real politician," Wallace responded. "There's no candor in it."
"I don't think politician is a very nice word," Jiang said.
"No, it's not a nice word," Wallace said. "It is a diplomatic word in this case."
Although Jiang is gregarious and likes attention, he has not given an extended interview to an American television reporter for 10 years. He says this is partly because Americans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are actually satisfied with one-party rule. Jiang, in fact, disagreed strongly when Wallace called China a dictatorship.
"Your way of describing what things are like in China is as absurd as what the Arabian Nights may sound like," Jiang sai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lect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has a Politburo. And the Politburo has a standing committee of which I'm a member. And no decision is made unless all members agree."
Wallace asked Jiang if he admired the courage of the student who stood down the tank during the student uprising in Tiananmen Square.
"He was never arrested," Jiang said.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now. Looking at the picture I know he definitely had his own ideas."
"You have not answered the question, Mr. President," Wallace said. "Did a part of Jiang Zemin admire his courage?"
"I know what you are driving at, but what I want to emphasize is that we fully respect every citizen's right to freely express his wishes and desires," Jiang said. "But I do not favor any flagrant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 actions during an emergency. The tank stopped and did not run the young man down."
"I'm not talking about the tank," Wallace said. "I'm talking about that man's heart, that man's courage, that man, that lonely man, standing against that."
Wallace then mentioned that Jiang himself had been a student protestor in Shanghai, during World War II. Was there any parallel?
"In the 1989 disturbance we truly understood the passion of students who were calling for greater democracy and freedom," Jiang said. "In fact, we have always been working to improve our system of democracy. But we could not possibly allow people with ulterior motives to use the students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tex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A month after Tiananmen, Jiang wrote a speech in which he said, "Corruption is growing. If all our party and our government organs use that power to seek material benefits, isn't this just like fleecing the people in broad daylight?"
Wallace pointed out that the Tiananmen demonstrators had also been protesting against corruption. Had they had an effect on the Party, Wallace asked
"I hate corruption," Jiang said. "You are right that during the 1989 disturbance students were changing slogans against corruption, so on this specific point the Party shares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students."
As an aside, and to underline his credentials as a student demonstrator in times past, the president himself sang a protest song he had used back in 1943 against Japanese troops who were occupying parts of China: "Arise Fellow Students to Defend the Motherland."
The president's aides suggested it would be unfair to show pictures of the violence at Tiananmen Square because, they say, Jiang Zemin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But they were glad to give 60 Minutes pictures of their embassy in Belgrade, which had been demolished by American bombers, during NATO's air war last year.
When asked if he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urposely bombe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Jiang answered obliqu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he said. "So all the explanations that they have given us for what they call a mistaken bombing are absolutely unconvincing."
"The identification mark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were too clear for people to miss," he continued. "So why has there been such an incident? It is still a question. But we have decided to look forward, to improve China-U.S. relations."
Afterward, the U.S.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convince China that the bombing had been a horrible mistake.
"President Clinton apologized to me for the bombing, many times, on the telephone," Jiang said. "I told him, since you represent Americans and I Chines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reach total agreement on this issue."
(CBS) In his recent interview, President Jiang told Wallace that accused spy Wen Ho Lee was not a spy for China.
"I can tell you frankly, China was not in any way involved in Wen Ho Lee's case," Jiang said during the interview. "But we do know that he is a scientist."
It is not strange, Jiang said, that Lee came to China and talked to Chinese scientists. "It's just as normal as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travelling abroad," he said. "Allow me to quote a Chinese proverb which goes, 'If you are out to condemn someone, you can always trump up a charge.' We don't know what political motives are behind it. Today the Chinese still see Wen Ho Lee as a renowned scientist."
When Wallace said that Jiang seemed nervou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nversation, Jiang laughed, adding that he was not nervous and he asked Wallace whether he thinks Wen Ho Lee is a spy. When Wallace declined to answer, Jiang chuckled some more.
Years ago when Jiang was a middle-school student learning English, he had studied the speeche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Abraham Lincoln. When he was a teacher, he used the Gettysburg Address in his course.
Wallace asked him about this, and Jiang offered to recite part of it.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Jiang recited from memory.
Wallace asked him why he learned part that so well.
"I focused on the words,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Jiang said. "Thi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students when I was young. And I think what Abraham Lincoln described still remains the goal of American leaders today."
"Especially the last paragraph,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ever perish from the earth,'" he added.
Wallace then asked Jiang about democracy: "Why is it that Americans can elect their national leaders, but you apparently don't trust the Chinese people to elect your national leaders? "
"I am also an elected leader, though we have a different electoral system," Jiang said. "Each country should have its own system because our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istoric tradition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iang was chosen by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ublic elections occur only in some villages and small towns, and candidates must either b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r run as independents.
Wallace asked Jiang why China had a one-party state. "Why must we have opposition parties?" Jiang responded. "You are trying to apply the American value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whole world. But that is not very wise."
"Let me be frank," Jiang sai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 greatly in terms of our values. You Americans always use your values in makig judgments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We want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ow to manage the economy, but this must b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onditions here. That's how w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last 20 years."
China's standard of living has been rising dramatically. In China, as in America, the economy largely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the people'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government. Jiang maintain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believe a strong one-party rule is the best way to hold the huge population together and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Stability is the top priority, 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human rights.
Wallace asked him about human rights and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f the religious group Falun Gong.
"Their leader, Li Hongzhi, claims to be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chief Buddha, and also a reincarnated Jesus Christ," Jiang said. "Can you believe that? He said that doomsday was about to come and that the Earth was going to explode. In fact what he says are just fallacies to deceive people. But as a result of his preaching, many families were broken and many lives were lost. So after careful deliberations, we concluded that Falun Gong is an evil cult."
Jiang pointed out that no Falun Gong followers have ever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But 26 of them have reportedly died in police custody.
Jiang told 60 Minutes the Falun Gong has driven thousands of its members to commit suicide.
The Falun Gong said that's ridiculous - that it does not encourage suicide and that it'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quash it.
Asked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Jiang said that Christians have not been persecuted in China, and that the constitution protects religious freedom, including Christianity. "But Falun Gong is a cult," he sai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Christianity."
Jiang has always favored tough government controls of the press. "The press," he said, "should be a mouthpiece of the Party."
"I think all countries and parties must have their own publications to publicize their ideas," Jiang told Wallace. "We do have freedom of the press, but such freedom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and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How can you allow such freedom to damag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Wallace asked Jiang why it had blocked certain Internet sites, including the BBC'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s.
"We hope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of useful things from the Internet," Jiang said. "However, sometimes there is also unhealthy material - especially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 - which does great harm to our youngsters."
Wallace pointed out that the BBC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sites did not have pornography. "They might be banned because of some of their political new reports," Jiang said. "We need to be selective. We hope to restrict as much as possible information not conducive to China's development."
China's previous leader,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Jiang said that while this outlook does allow some people to become wealthy before other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s prosperity for all."
Wallace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decadent than China.
"Let me put it this way," Jiang said. "Due to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in historical traditions, ways of life, religious beliefs, etc., things you don't regard as decadent in the States, we may regard as decadent in China.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very selective."
When he travels to America, Jiang will meet with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to urge them to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s in China. Corporate America has long lusted after China's billion-buyer market, but China still sells a lot mor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n America sells to that country.
In effort to change that, the White House has said that if the U.S. Senate approves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the House already has, that would force China to reduce tariffs and trade barriers, and therfore to buy more American goods.
Jiang wants normal trade relations, too, and he ended the interview by underscoring that point.
"I'm convinced that this interview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said Jiang, who told Wallace that he admires America. "I want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In a wide-ranging and surprisingly frank interview, Jiang talked about many topics, inclu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iananmen Square and American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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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met recently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compound in the seaside resort of Beidaihe, in what Chinese officials say is the first visit there by a Western television news crew.
Jiang, the leader of one of every five people on the planet, has not been interviewed for U.S. television in more than a decade. Wallace's interview will air two days before Jiang is scheduled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ly, one of China's government newspapers, The China Daily, called the United States, "a threat to world peace." Asked if he agrees with that assessment, Jiang treaded lightly.
"Candidly speaking, maybe it is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power and leading edg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njoys, tha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United States] tends to overestimate itself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he said. "But today I want to convey a nice messag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so I don't want to use too many tough words in our talk."
Asked abou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future U.S.-Chinese relations, Jiang said that he has a lot of friends among both parties.
"So you gave money to both their campaigns?" Wallace asked.
"Are you just joking?" Jiang responded. "We have never done such things. I have read the campaign platforms of both parties, and I believe whoever becomes president will try to improv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is is in the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whole world. Someone asked me not to pay attention to unfriendly remarks candidates might make about China during the campaign because once elected they will be friendly. I only hope that's true."
Prior to the interview, Jiang had agreed to give short answers so the two men could cover more ground. When Wallace reminded him of that, a smiling Jiang was ready with a reply, pointing out that his answers had also been long. "I think my answer is roughly the same length as your question."
Beidaihe, the site of the interview, has been called China's Camp David. Beidaihe is where the country's leaders meet in private every August to develop their plans for the coming year. The president agreed to speak candidly with 60 Minutes, emphasizing that he wants better relations with America.
"I hope to convey through your program my best wishe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he said.
Jiang said tha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n the whole, good. But he compared Chinese-U.S. relations to "nature," because of its variability: "Our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wind, rain, and sometimes clouds r even dark clouds. However, sometimes it clears up. We all sincerely hope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spoken like a real politician," Wallace responded. "There's no candor in it."
"I don't think politician is a very nice word," Jiang said.
"No, it's not a nice word," Wallace said. "It is a diplomatic word in this case."
Although Jiang is gregarious and likes attention, he has not given an extended interview to an American television reporter for 10 years. He says this is partly because Americans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are actually satisfied with one-party rule. Jiang, in fact, disagreed strongly when Wallace called China a dictatorship.
"Your way of describing what things are like in China is as absurd as what the Arabian Nights may sound like," Jiang sai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elect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has a Politburo. And the Politburo has a standing committee of which I'm a member. And no decision is made unless all members agree."
Wallace asked Jiang if he admired the courage of the student who stood down the tank during the student uprising in Tiananmen Square.
"He was never arrested," Jiang said.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now. Looking at the picture I know he definitely had his own ideas."
"You have not answered the question, Mr. President," Wallace said. "Did a part of Jiang Zemin admire his courage?"
"I know what you are driving at, but what I want to emphasize is that we fully respect every citizen's right to freely express his wishes and desires," Jiang said. "But I do not favor any flagrant opposition to government actions during an emergency. The tank stopped and did not run the young man down."
"I'm not talking about the tank," Wallace said. "I'm talking about that man's heart, that man's courage, that man, that lonely man, standing against that."
Wallace then mentioned that Jiang himself had been a student protestor in Shanghai, during World War II. Was there any parallel?
"In the 1989 disturbance we truly understood the passion of students who were calling for greater democracy and freedom," Jiang said. "In fact, we have always been working to improve our system of democracy. But we could not possibly allow people with ulterior motives to use the students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pretex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A month after Tiananmen, Jiang wrote a speech in which he said, "Corruption is growing. If all our party and our government organs use that power to seek material benefits, isn't this just like fleecing the people in broad daylight?"
Wallace pointed out that the Tiananmen demonstrators had also been protesting against corruption. Had they had an effect on the Party, Wallace asked
"I hate corruption," Jiang said. "You are right that during the 1989 disturbance students were changing slogans against corruption, so on this specific point the Party shares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students."
As an aside, and to underline his credentials as a student demonstrator in times past, the president himself sang a protest song he had used back in 1943 against Japanese troops who were occupying parts of China: "Arise Fellow Students to Defend the Motherland."
The president's aides suggested it would be unfair to show pictures of the violence at Tiananmen Square because, they say, Jiang Zemin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But they were glad to give 60 Minutes pictures of their embassy in Belgrade, which had been demolished by American bombers, during NATO's air war last year.
When asked if he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urposely bombe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Jiang answered oblique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he said. "So all the explanations that they have given us for what they call a mistaken bombing are absolutely unconvincing."
"The identification marks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Belgrade were too clear for people to miss," he continued. "So why has there been such an incident? It is still a question. But we have decided to look forward, to improve China-U.S. relations."
Afterward, the U.S.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convince China that the bombing had been a horrible mistake.
"President Clinton apologized to me for the bombing, many times, on the telephone," Jiang said. "I told him, since you represent Americans and I Chines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reach total agreement on this issue."
(CBS) In his recent interview, President Jiang told Wallace that accused spy Wen Ho Lee was not a spy for China.
"I can tell you frankly, China was not in any way involved in Wen Ho Lee's case," Jiang said during the interview. "But we do know that he is a scientist."
It is not strange, Jiang said, that Lee came to China and talked to Chinese scientists. "It's just as normal as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travelling abroad," he said. "Allow me to quote a Chinese proverb which goes, 'If you are out to condemn someone, you can always trump up a charge.' We don't know what political motives are behind it. Today the Chinese still see Wen Ho Lee as a renowned scientist."
When Wallace said that Jiang seemed nervou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nversation, Jiang laughed, adding that he was not nervous and he asked Wallace whether he thinks Wen Ho Lee is a spy. When Wallace declined to answer, Jiang chuckled some more.
Years ago when Jiang was a middle-school student learning English, he had studied the speeches of Thomas Jefferson and Abraham Lincoln. When he was a teacher, he used the Gettysburg Address in his course.
Wallace asked him about this, and Jiang offered to recite part of it.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Jiang recited from memory.
Wallace asked him why he learned part that so well.
"I focused on the words,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Jiang said. "Thi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students when I was young. And I think what Abraham Lincoln described still remains the goal of American leaders today."
"Especially the last paragraph,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shall never perish from the earth,'" he added.
Wallace then asked Jiang about democracy: "Why is it that Americans can elect their national leaders, but you apparently don't trust the Chinese people to elect your national leaders? "
"I am also an elected leader, though we have a different electoral system," Jiang said. "Each country should have its own system because our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historic tradition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iang was chosen by the top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ublic elections occur only in some villages and small towns, and candidates must either b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r run as independents.
Wallace asked Jiang why China had a one-party state. "Why must we have opposition parties?" Jiang responded. "You are trying to apply the American value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whole world. But that is not very wise."
"Let me be frank," Jiang sai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 greatly in terms of our values. You Americans always use your values in makig judgments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We want to learn from the West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ow to manage the economy, but this must be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onditions here. That's how we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last 20 years."
China's standard of living has been rising dramatically. In China, as in America, the economy largely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the people'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government. Jiang maintain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believe a strong one-party rule is the best way to hold the huge population together and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Stability is the top priority, sometimes at the expense of human rights.
Wallace asked him about human rights and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f the religious group Falun Gong.
"Their leader, Li Hongzhi, claims to be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chief Buddha, and also a reincarnated Jesus Christ," Jiang said. "Can you believe that? He said that doomsday was about to come and that the Earth was going to explode. In fact what he says are just fallacies to deceive people. But as a result of his preaching, many families were broken and many lives were lost. So after careful deliberations, we concluded that Falun Gong is an evil cult."
Jiang pointed out that no Falun Gong followers have ever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But 26 of them have reportedly died in police custody.
Jiang told 60 Minutes the Falun Gong has driven thousands of its members to commit suicide.
The Falun Gong said that's ridiculous - that it does not encourage suicide and that it'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quash it.
Asked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Jiang said that Christians have not been persecuted in China, and that the constitution protects religious freedom, including Christianity. "But Falun Gong is a cult," he sai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Christianity."
Jiang has always favored tough government controls of the press. "The press," he said, "should be a mouthpiece of the Party."
"I think all countries and parties must have their own publications to publicize their ideas," Jiang told Wallace. "We do have freedom of the press, but such freedom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and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How can you allow such freedom to damag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Wallace asked Jiang why it had blocked certain Internet sites, including the BBC'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s.
"We hope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of useful things from the Internet," Jiang said. "However, sometimes there is also unhealthy material - especially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 - which does great harm to our youngsters."
Wallace pointed out that the BBC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sites did not have pornography. "They might be banned because of some of their political new reports," Jiang said. "We need to be selective. We hope to restrict as much as possible information not conducive to China's development."
China's previous leader, Deng Xiaoping, once said,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Jiang said that while this outlook does allow some people to become wealthy before other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s prosperity for all."
Wallace asked him if he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decadent than China.
"Let me put it this way," Jiang said. "Due to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our countries in historical traditions, ways of life, religious beliefs, etc., things you don't regard as decadent in the States, we may regard as decadent in China. That's why we have to be very selective."
When he travels to America, Jiang will meet with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to urge them to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s in China. Corporate America has long lusted after China's billion-buyer market, but China still sells a lot mor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n America sells to that country.
In effort to change that, the White House has said that if the U.S. Senate approves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the House already has, that would force China to reduce tariffs and trade barriers, and therfore to buy more American goods.
Jiang wants normal trade relations, too, and he ended the interview by underscoring that point.
"I'm convinced that this interview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said Jiang, who told Wallace that he admires America. "I want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2008年6月28日星期六
自由维持
表面上美國人擁有槍支的理由是自己的安全要由自己負責。
但是在美國憲法修正案中，明白的說出，持有武器是維持自由的最大權利。
美國各州擁有國民警衛隊，人人有槍的美國籌建業餘民兵是極為便利的，非戰時歸州長管轄。這些州武力很大的一部份限制了聯邦政府想要獨裁的野心。
這也是美國實施民主200多年來沒有出現獨裁者的原因。當百姓手上有槍，獨裁者就要想想自己能不能控制局面了。這也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最大的用意。
但是在美國憲法修正案中，明白的說出，持有武器是維持自由的最大權利。
美國各州擁有國民警衛隊，人人有槍的美國籌建業餘民兵是極為便利的，非戰時歸州長管轄。這些州武力很大的一部份限制了聯邦政府想要獨裁的野心。
這也是美國實施民主200多年來沒有出現獨裁者的原因。當百姓手上有槍，獨裁者就要想想自己能不能控制局面了。這也是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最大的用意。
2008年3月25日星期二
什麼是紀錄片？--李道明 作
近十年來，紀錄片在臺灣逐漸成為顯學。有興趣學習拍攝紀錄片的大有人在，公共電視與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播出的紀錄片常吸引許多知識階層觀眾，而在臺北舉行的國際紀錄片影展的影片放映，更常見一票難求的盛況。雖然紀錄片已在臺灣建立起它的地位，但其實大家對於什麼是紀錄片，心中並沒有什麼定見，尤其是當許多觀眾看到一些平常不曾見過的紀錄片形式時，腦子裡更是疑惑連連。這是因為全球的紀錄片製作，近一二十年來出現一股實驗表現形式的風潮。 2000年臺灣紀錄片雙年展就出現許多混合真實紀錄、虛構、重演、戲劇演出等元素的作品。這些擺在「紀錄片」攤子上的貨色，披上「紀錄片」的名牌，卻引起顧客（觀眾）的迷惑：『到底這算不算紀錄片？』或『紀錄片也可以這樣拍嗎？』最近中國時報一篇報導就提到本屆紀錄片雙年展所映演的一部《大都會討生活》，導演坦承片中許多段是他花錢請當事人重演他（她）們的生活；如墨西哥一位幾乎全裸的舞女，任由客人在她身上撫摸；一個紐約混混在鏡頭前洗劫陌生人。在討論會上，這位導演被觀眾抨擊，說他剝削、污辱被拍攝對象，說他是騙子。中國時報這篇文章的作者頗替導演抱不平，認為『片中人是在鏡頭前重新演繹，但表演這件事並不減少這部電影動人的品質，難道要導演用針孔攝影機拍出不清楚的畫面，才算誠實嗎？而「真實」與否又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注一這篇文章雖然立論與邏輯大有問題，不過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這篇文章倒是點出了一些關於紀錄片本質的關鍵問題，如紀錄片非「真實」不可嗎？（反過來的問題就是，表演或重演的就不叫紀錄片嗎？）以及紀錄片要「誠實」嗎？（反過來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紀錄片才叫誠實？）本文就從這樣的紀錄片本質開始談起。
真實是什麼？
紀錄片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捕捉真實世界人、事、物的一種電影類型。那麼，關鍵的問題便是：什麼是「真實」？中文的「真實」這個詞可用來表示西方太多不同的字的意思。到底「真實」所對應的是英文形容詞的TRUE、ACTUAL、REAL、FACTUAL、AUTHENTIC、GENUINE、VERACIOUS、 VERISIMILITUDE、TRUTHFUL，或名詞的TRUTH、ACTUALITY、REALITY、FACT、AUTHENTICITY、VERITY、VERACITY？注二這些字眼所指各有其特長，但總的來說，大多用來形容或敘述人、事、物之確實存在或發生過的狀態。但是真實這個狀態，不僅指物理狀態，也適用于心理狀態；不僅是形而下的問題，也是個形而上的哲學問題。比如一個簡單的問題：「真實的世界真的存在嗎？」如果你覺得「真實世界當然存在」的話，那麼它是因為我們透過感官與經驗而知道它的存在，或是我們必須藉由智性的詮釋體系（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哲學的）才能理解它的存在？注三這讓人想到莊周夢蝶的故事；人對世界的認定與蝴蝶（或其它動物、植物、甚至礦物）應該是不同的。那我們又如何得知蝴蝶所認知的「真實」世界是什麼呢？因此，「真實」世界到底是一件客觀的事實、或是人類主觀智性的建構、或甚至只是一種想像呢？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討論紀錄片與「真實」的關係，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由此可延伸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像紀錄片是否只能去捕捉到物理的（表像的）真實世界？或者，用各種手法捕捉到心理的（內在的）真實注四的影片也是紀錄片？
紀錄片是怎麼一回事？
先姑且不論「真實是客觀存在、或人類主觀建構或想像的？」，這樣的哲學思考。讓我們先假設它的確存在，然後我們才能再來思考：不管是物理的真實世界或是心理的真實世界，難道紀錄片就非捕捉「真實」不可嗎？首先，什麼是「心理的真實」？如何知道你所理解的「心理的真實」是的確存在的，而他所認定的「心理的真實」只是他的想像？這一點就有爭論了。而這樣的爭論其實也正彰顯一個事實就是──紀錄片在定義上存在一個很大的操作空間；或者說，大家對於什麼是紀錄片，其實從古至今一直沒有一個讓眾人信服的定義。有關紀錄片定義的問題，請容許我在後面再討論，此地我們先來思考紀錄片的製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紀錄片工作者的工作方式當然是透過電影或電子攝影機的透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111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2222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1234鏡\朝向哪裡，而不朝向其它地方，就是一種對真實世界的選擇與詮釋；他將拍攝下來的影像用不用在最後放映的影片中，以及以何種次序組合成一部影片，也代表他對真實世界的一種選擇與詮釋。而沒有在最後放映影片中出現的事物，不管當初有無被拍攝到，在影片所再現的真實世界中，觀眾都無從認知它們的存在。相反的，被捕捉到且呈現在影片中的事物，與真實世界的所有事物相比之下，不但被相對強調出來，而且這些事物從此脫離時間與空間原先對它的限制，永遠活存在虛擬的影像世界中。因此，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不但不可能是「絕對真實」，它其實只代表了某個觀點下的對真實世界的一種詮釋。也就是以上這些現在普遍被世界紀錄片界所接受的對紀錄片的觀念，讓我們歸納出紀錄片的幾種要素： （一）紀錄片是有觀點的，而且通常是有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的紀錄片才被當成藝術作品，否則可能會被認為是宣傳片，減損其藝術價值注五；（二）紀錄片必須源自用攝影機透鏡對真實世界的捕捉，因此任何對真實世界的偽造、扭曲、干預，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甚至會引起觀者的強烈抗議，因為它破壞了「紀錄片」這個詞與觀者之間所共有的默契---- 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是「真實的」。
紀錄片非真實不可嗎？
西方電影史上第一個對紀錄片下定義的是英國紀錄片之父約翰˙格里爾生。他認為紀錄片應當是「對真實事物做一種有創意的處理」注六。這個長期以來引起爭議的定義，具有創造性的模糊，自身也有相互矛盾之處，可是雖不能讓人滿意，卻也適用於所有的紀錄片形式（甚至也可應用於非紀錄片的作品上），因此過去六十多年來也沒有人能提出一個更讓人信服的定義。根據英國紀錄片學者布萊安˙溫斯頓的說法注七，這個定義含有三個層次，就是藝術性（創意）、戲劇化（處理）、與科學的證據（真實事物）。但我們若仔細思考這個定義中「有創意的處理」這個詞，是有它嚴重的漏洞存在。比如說奧利佛˙史東導演的劇情片《誰殺了甘迺迪？》也是根據真人真事所拍攝的一部影片；與完全同樣題材的紀錄片相比，它所不同的只是----由演員來演出所有的情節，而且所有的拍攝都在導演全盤控制之中。《誰殺了甘迺迪？》當然是對真實事物做了一次「有創意的處理」，但這部片絕不會被誤認為是「紀錄片」。由外觀形式上很容易辨識出----它乃是一部道地道地的劇情片；若要說跟紀錄片有什麼關係，頂多有人會認為它也可稱為是「紀錄式戲劇」（docudrama）。以演員重演，照劇本操演，這就是一種戲劇，是虛構的。這一點無人可以否認。即使有一些影片用演員根據劇本演出拍攝，但把它的形式外觀拍得有如一部紀錄片那樣，它仍然不是紀錄片。在學術上把這種影片稱之為「假紀錄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真實事物」作為拍攝的物件，乃是紀錄片最重要的一塊基石，沒有它，紀錄片就不成其為紀錄片了。比較麻煩的是紀錄片摻和了戲劇元素時的情況。比如關錦鵬的《阮玲玉》，片中有導演關錦鵬與演員張曼玉等人的訪問與對話，有劇情片的拍攝實況，有資料影片，看起來像是關於阮玲玉這位中國四○年代早鄖的明星的紀錄片。但在比率上，張曼玉主演的戲劇部分卻又是整部片的主線，因此要說它是劇情片摻和了紀錄的元素可能比較接近實情；但若要說它是關於拍攝《阮玲玉》的紀錄片（the Making of "阮玲玉"）其實也未嘗不可，問題只是，並沒有一部由關錦鵬導演、張曼玉主演的、完全虛構的戲劇片《阮玲玉》存在！有一些紀錄片因為必須處理無法用攝影機拍攝到的情境（比如法庭審判、比如自殺或強暴），會用重演的方式處理。不管是當事人重演自己，或由演員（不論職業或業餘）演出，只要不把它處理成講故事的劇情片方式，或者不故意魚目混珠讓觀眾誤以為是「真實的」，而且在整部影片中所占的比率不會比真實拍攝的部分高，那麼一般人還是會接受這一類的「戲劇式的紀錄片」（drama-documentary）。以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部《大都會討生活》而言，是可以歸類為一部「戲劇式的紀錄片」。問題是，如果影片故意魚目混珠，在片中不提供線索給觀者知道哪些是重演的部分，那麼紀錄片工作者就違背了前述「與觀者之間所共有的默契」，當然會被認為導演不誠實。這是一種紀錄片工作者應該遵守的的「工作倫理」。
重演的問題
1922年美國導演佛萊樂堤在加拿大次北極地區拍攝了一部《北方的南努克》，被譽為是第一部真正的紀錄片、第一部重要的民族志影片。當地一位名叫阿拉卡利亞拉克的夷奴依特族原住民（俗稱愛斯基摩人），被佛萊樂堤聘來演出這部片的主角南努克。整部片是由當地人重演過去夷奴依特族人狩獵的生活。這部片拍攝時，紀錄片的概念還未產生，整部片也是以劇情片的模式發行與放映。因此《北方的南努克》被當成紀錄片看待、討論，甚至賦予紀錄片崇高的地位，那是後人的問題。但佛萊樂堤往後拍攝的每一部片都重施故技，找業餘人士來重演過去的生活，如《莫亞納》（關於南太平洋薩摩亞人傳統生活）、《愛倫島民》（關於愛爾蘭離島愛倫島民與海搏鬥的生活）、《路易斯安那故事》（關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沼澤凱俊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等。而這些片子都被當成紀錄片經典在電影史中討論，問題可就嚴重了！同樣嚴重的情況出現在英國紀錄片之父格里爾生自己領導下的英國紀錄片運動。同樣被稱為紀錄片經典的一些作品，如《夜間郵遞》、《住宅問題》等，都有重演的問題。這些電影都是有聲電影；為了配合笨重的錄音技術，《夜間郵遞》把火硃arty迪崮詵炙陀始畝溫淅繳閿芭錟諗納?/font> ----真的火硃arty迪幔嫻撓什睿曰霸蚴薔帕罰酥圃旎鴣翟詮斕郎媳汲鄣摹剛媸蹈小梗菇迪峒茉誑燒鴝鈉教ㄉ希晃迨苯迪脊鴝幌攏栽黽印剛媸蹈小溝幕鎂酢Ｕ庵窒肪緇淖齜ǎ諶鷯腖摹鵡甏偶幌省Ｓ敫窶鋃朊娜鵡甏⒐吐計ぷ髡弑Ｂ蕤B羅塔甚至公然鼓吹「戲劇化」乃是紀錄片藝術的精髓。《住宅問題》是紀錄片最早一部在拍攝實景做同步錄音訪問的經典作品。由於錄音器材太過龐大笨重（載滿一大卡車），所有被訪問的貧民窟老百姓都要經過再三排練訪問的答案後才開始拍攝。就現代紀錄片不干預、不重新要求被拍攝物件重做行為動作的拍攝原則而言，《住宅問題》也算是一部由當事人「重演」的片子。重演就不是紀錄片了嗎？這要看我們怎樣看待「紀錄片工作者--被拍攝物件--紀錄片觀者」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物件之間有一種相互看待、互相為用的關係；但通常這是一種偏向拍攝者的不平衡關係，因此紀錄片工作者往往被要求要取得被拍攝物件的拍攝同意，並善盡保護被拍攝對象的責任。拍攝者與被拍者之間可以在拍攝過程中互動，有的紀錄片工作者甚至會跑到畫面中與被拍攝物件互動（例如吳乙峰導演的《李文淑和她的孩子》），但也有所謂的「純粹主義者」認為紀錄片工作者完全不應該在拍攝時與被拍攝對象有任何互動（連眼神互望都儘量避免）。這些不同的做法就形成不同的紀錄片製作美學模式----觀察的（observational）、參與觀察的（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互動的（interactive）、反映自我的（reflexive）等等。如果紀錄片工作者以偷拍或非法的方式取得被攝者的影像與聲音，或改變原先告知的用途，將被攝者的影像與聲音改用在別的未經許可的用途上，其實就構成一種在倫理或法律上的問題。紀錄片工作者與觀者之間則如前所述，有一種默契存在。當紀錄片工作者對「真實世界」有所干預（比如重演）、甚至重新創造時，他就有善盡告知觀者的義務，因為他違背了先前建立的默契。在一些模擬現實情境的電視節目，如《911》《急診室》《美國通緝要犯》《法醫奇案》等節目，當使用演員重演時，一定要打上字幕說明這是重演，即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做法。在新聞、節目、與廣告三者之間差異愈來愈小的發展趨勢中，英國廣播公司嚴格要求他們的節目製作人，若在節目或新聞中有任何重演或虛構之處，一定要標示清楚，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至於觀者與被拍攝物件的關係，那就相當複雜，很難在本文中詳述。總的來說，大多數紀錄片觀眾對影片中的人物與事件，認知其為「真實的人與事」，因此會把自己的想法與感情投射到銀（螢）幕上的人與事，因而產生移情、同情、或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美國紀錄片導演佛烈德˙懷斯曼拍過一部《高中》，結果片中費城一所天主教高中的老師因為外貌，成為影評人與觀眾嘲笑的對象，逼得當事人向法院要求禁制該片在費城周圍五百英里的範圍內放映。紀錄片工作者在這個例子中，很明顯無法善盡他保護被拍攝者的責任，因為他根本無法預知觀者會對片中的人物有什麼樣的反應。事實上，有一些紀錄片的運作模式就是在滿足觀者偷窺的欲望，例如一些偷拍不知情民眾被戲弄的電視節目注八。而抱持「牆上的蒼蠅」的美學態度拍攝純旁觀式「直接電影」的紀錄片工作者，所建立起的「被拍攝者--觀者」之間的關係，多半也是一種「被窺伺--偷窺」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說來，這種紀錄片與常見好萊塢劇情片之間，在本質上所差無幾。也正是在這種基礎上，一些「紀錄式戲劇」是受到觀眾相當的歡迎，甚至被認為影片所呈現的就是真實。前面提到的《誰殺了甘迺迪？》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這也引起相當多紀錄片工作者強烈的反彈，甚至認為導演奧利佛˙史東不誠實。
誠實的問題
紀錄片工作者為何必須是良心與正義之師？這是三○年代格里爾生提倡紀錄片作為社會改革工具後，紀錄片的光環與包袱。九○年代是紀錄片朝全面個人主義以及多元方向發展的時期，但紀錄片作為替社會邊緣人代言的角色，始終還是許多紀錄片工作者自我期許的使命。紀錄片工作者因為站在比被拍攝物件強勢的地位，因為他（她）以別人的影像、聲音、生活為踏腳板，可以得到社會的掌聲、地位、甚至利益，因此先天就具有剝削的性格。正因為如此，當紀錄片工作者在以社會邊緣角色的處境為拍攝題材時，他要更認真、更誠實處理他對被拍攝者的責任與關係。這種誠實的態度，對紀錄片工作者、對被拍攝者、對觀者都形成一種彼此尊重的新的連結關係。紀錄片工作者若無法嚴肅面對這種紀錄片的工作倫理，說老實話，他（她）就不配稱其所拍的是「好的紀錄片」。對紀錄片的觀者來說，看一部紀錄片是否誠實，也可說是對其評價的第一步。
注八最有名的就是美國老牌電視節目"CANDID CAMERA"。很奇怪的是，當被戲弄的民眾知道是被這個節目耍了的時候，絕大多數不以為杵，除了個人幽默感之外，這個節目謔而不虐，以建立起口碑，恐怕也是主因。
注一這篇文章雖然立論與邏輯大有問題，不過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這篇文章倒是點出了一些關於紀錄片本質的關鍵問題，如紀錄片非「真實」不可嗎？（反過來的問題就是，表演或重演的就不叫紀錄片嗎？）以及紀錄片要「誠實」嗎？（反過來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紀錄片才叫誠實？）本文就從這樣的紀錄片本質開始談起。
真實是什麼？
紀錄片長久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捕捉真實世界人、事、物的一種電影類型。那麼，關鍵的問題便是：什麼是「真實」？中文的「真實」這個詞可用來表示西方太多不同的字的意思。到底「真實」所對應的是英文形容詞的TRUE、ACTUAL、REAL、FACTUAL、AUTHENTIC、GENUINE、VERACIOUS、 VERISIMILITUDE、TRUTHFUL，或名詞的TRUTH、ACTUALITY、REALITY、FACT、AUTHENTICITY、VERITY、VERACITY？注二這些字眼所指各有其特長，但總的來說，大多用來形容或敘述人、事、物之確實存在或發生過的狀態。但是真實這個狀態，不僅指物理狀態，也適用于心理狀態；不僅是形而下的問題，也是個形而上的哲學問題。比如一個簡單的問題：「真實的世界真的存在嗎？」如果你覺得「真實世界當然存在」的話，那麼它是因為我們透過感官與經驗而知道它的存在，或是我們必須藉由智性的詮釋體系（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哲學的）才能理解它的存在？注三這讓人想到莊周夢蝶的故事；人對世界的認定與蝴蝶（或其它動物、植物、甚至礦物）應該是不同的。那我們又如何得知蝴蝶所認知的「真實」世界是什麼呢？因此，「真實」世界到底是一件客觀的事實、或是人類主觀智性的建構、或甚至只是一種想像呢？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討論紀錄片與「真實」的關係，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由此可延伸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像紀錄片是否只能去捕捉到物理的（表像的）真實世界？或者，用各種手法捕捉到心理的（內在的）真實注四的影片也是紀錄片？
紀錄片是怎麼一回事？
先姑且不論「真實是客觀存在、或人類主觀建構或想像的？」，這樣的哲學思考。讓我們先假設它的確存在，然後我們才能再來思考：不管是物理的真實世界或是心理的真實世界，難道紀錄片就非捕捉「真實」不可嗎？首先，什麼是「心理的真實」？如何知道你所理解的「心理的真實」是的確存在的，而他所認定的「心理的真實」只是他的想像？這一點就有爭論了。而這樣的爭論其實也正彰顯一個事實就是──紀錄片在定義上存在一個很大的操作空間；或者說，大家對於什麼是紀錄片，其實從古至今一直沒有一個讓眾人信服的定義。有關紀錄片定義的問題，請容許我在後面再討論，此地我們先來思考紀錄片的製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紀錄片工作者的工作方式當然是透過電影或電子攝影機的透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111鏡（及錄音裝置），去捕捉他（她）所感知的真實世界的人、事、物。與其它藝術（照相術除外）不同的是，紀錄片工作者所捕捉的東西必須在透\2222鏡前確實佔有實體（真的存在）。畫家可以憑想像去寫生，作家可以靠記憶去寫作，但拍攝火車到站的紀錄片工作者就非得真有那列火車、那座月臺不可。在拍攝完畢之後，影片中的火車與真正存在的那列火車建立起的一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紀錄片工作者扮演了仲介者的角色，將可被攝影機捕捉到的真實世界，化成可用電子或物理化學方式再現的活動影像。過往在數字科技未出現以前，人們對於用機械、化學或電子方式複製出來的影像（包括照片、電影、電子錄影），基於被拍攝物件與其影像之間所存在的那種索引式的連帶關係，一直認為「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一定是真實的」。現在讓我們思考一下，影片中的人、事、物雖然與它所源本的真實世界之間，可以一一對應，但影片受限於鏡頭的涵蓋角度、紀錄的時間長度、放映的時間長度等因素，無法包含全部的真實世界。因此，影片所再現的世界，充其量只是真實世界的一小部份而已。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所扮演的仲介者的角色，因而就不是過往大家所認為的那麼中性或中立了。他將攝影機的透\1234鏡\朝向哪裡，而不朝向其它地方，就是一種對真實世界的選擇與詮釋；他將拍攝下來的影像用不用在最後放映的影片中，以及以何種次序組合成一部影片，也代表他對真實世界的一種選擇與詮釋。而沒有在最後放映影片中出現的事物，不管當初有無被拍攝到，在影片所再現的真實世界中，觀眾都無從認知它們的存在。相反的，被捕捉到且呈現在影片中的事物，與真實世界的所有事物相比之下，不但被相對強調出來，而且這些事物從此脫離時間與空間原先對它的限制，永遠活存在虛擬的影像世界中。因此，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不但不可能是「絕對真實」，它其實只代表了某個觀點下的對真實世界的一種詮釋。也就是以上這些現在普遍被世界紀錄片界所接受的對紀錄片的觀念，讓我們歸納出紀錄片的幾種要素： （一）紀錄片是有觀點的，而且通常是有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的紀錄片才被當成藝術作品，否則可能會被認為是宣傳片，減損其藝術價值注五；（二）紀錄片必須源自用攝影機透鏡對真實世界的捕捉，因此任何對真實世界的偽造、扭曲、干預，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甚至會引起觀者的強烈抗議，因為它破壞了「紀錄片」這個詞與觀者之間所共有的默契---- 紀錄片所再現的影像是「真實的」。
紀錄片非真實不可嗎？
西方電影史上第一個對紀錄片下定義的是英國紀錄片之父約翰˙格里爾生。他認為紀錄片應當是「對真實事物做一種有創意的處理」注六。這個長期以來引起爭議的定義，具有創造性的模糊，自身也有相互矛盾之處，可是雖不能讓人滿意，卻也適用於所有的紀錄片形式（甚至也可應用於非紀錄片的作品上），因此過去六十多年來也沒有人能提出一個更讓人信服的定義。根據英國紀錄片學者布萊安˙溫斯頓的說法注七，這個定義含有三個層次，就是藝術性（創意）、戲劇化（處理）、與科學的證據（真實事物）。但我們若仔細思考這個定義中「有創意的處理」這個詞，是有它嚴重的漏洞存在。比如說奧利佛˙史東導演的劇情片《誰殺了甘迺迪？》也是根據真人真事所拍攝的一部影片；與完全同樣題材的紀錄片相比，它所不同的只是----由演員來演出所有的情節，而且所有的拍攝都在導演全盤控制之中。《誰殺了甘迺迪？》當然是對真實事物做了一次「有創意的處理」，但這部片絕不會被誤認為是「紀錄片」。由外觀形式上很容易辨識出----它乃是一部道地道地的劇情片；若要說跟紀錄片有什麼關係，頂多有人會認為它也可稱為是「紀錄式戲劇」（docudrama）。以演員重演，照劇本操演，這就是一種戲劇，是虛構的。這一點無人可以否認。即使有一些影片用演員根據劇本演出拍攝，但把它的形式外觀拍得有如一部紀錄片那樣，它仍然不是紀錄片。在學術上把這種影片稱之為「假紀錄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真實事物」作為拍攝的物件，乃是紀錄片最重要的一塊基石，沒有它，紀錄片就不成其為紀錄片了。比較麻煩的是紀錄片摻和了戲劇元素時的情況。比如關錦鵬的《阮玲玉》，片中有導演關錦鵬與演員張曼玉等人的訪問與對話，有劇情片的拍攝實況，有資料影片，看起來像是關於阮玲玉這位中國四○年代早鄖的明星的紀錄片。但在比率上，張曼玉主演的戲劇部分卻又是整部片的主線，因此要說它是劇情片摻和了紀錄的元素可能比較接近實情；但若要說它是關於拍攝《阮玲玉》的紀錄片（the Making of "阮玲玉"）其實也未嘗不可，問題只是，並沒有一部由關錦鵬導演、張曼玉主演的、完全虛構的戲劇片《阮玲玉》存在！有一些紀錄片因為必須處理無法用攝影機拍攝到的情境（比如法庭審判、比如自殺或強暴），會用重演的方式處理。不管是當事人重演自己，或由演員（不論職業或業餘）演出，只要不把它處理成講故事的劇情片方式，或者不故意魚目混珠讓觀眾誤以為是「真實的」，而且在整部影片中所占的比率不會比真實拍攝的部分高，那麼一般人還是會接受這一類的「戲劇式的紀錄片」（drama-documentary）。以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部《大都會討生活》而言，是可以歸類為一部「戲劇式的紀錄片」。問題是，如果影片故意魚目混珠，在片中不提供線索給觀者知道哪些是重演的部分，那麼紀錄片工作者就違背了前述「與觀者之間所共有的默契」，當然會被認為導演不誠實。這是一種紀錄片工作者應該遵守的的「工作倫理」。
重演的問題
1922年美國導演佛萊樂堤在加拿大次北極地區拍攝了一部《北方的南努克》，被譽為是第一部真正的紀錄片、第一部重要的民族志影片。當地一位名叫阿拉卡利亞拉克的夷奴依特族原住民（俗稱愛斯基摩人），被佛萊樂堤聘來演出這部片的主角南努克。整部片是由當地人重演過去夷奴依特族人狩獵的生活。這部片拍攝時，紀錄片的概念還未產生，整部片也是以劇情片的模式發行與放映。因此《北方的南努克》被當成紀錄片看待、討論，甚至賦予紀錄片崇高的地位，那是後人的問題。但佛萊樂堤往後拍攝的每一部片都重施故技，找業餘人士來重演過去的生活，如《莫亞納》（關於南太平洋薩摩亞人傳統生活）、《愛倫島民》（關於愛爾蘭離島愛倫島民與海搏鬥的生活）、《路易斯安那故事》（關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沼澤凱俊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等。而這些片子都被當成紀錄片經典在電影史中討論，問題可就嚴重了！同樣嚴重的情況出現在英國紀錄片之父格里爾生自己領導下的英國紀錄片運動。同樣被稱為紀錄片經典的一些作品，如《夜間郵遞》、《住宅問題》等，都有重演的問題。這些電影都是有聲電影；為了配合笨重的錄音技術，《夜間郵遞》把火硃arty迪崮詵炙陀始畝溫淅繳閿芭錟諗納?/font> ----真的火硃arty迪幔嫻撓什睿曰霸蚴薔帕罰酥圃旎鴣翟詮斕郎媳汲鄣摹剛媸蹈小梗菇迪峒茉誑燒鴝鈉教ㄉ希晃迨苯迪脊鴝幌攏栽黽印剛媸蹈小溝幕鎂酢Ｕ庵窒肪緇淖齜ǎ諶鷯腖摹鵡甏偶幌省Ｓ敫窶鋃朊娜鵡甏⒐吐計ぷ髡弑Ｂ蕤B羅塔甚至公然鼓吹「戲劇化」乃是紀錄片藝術的精髓。《住宅問題》是紀錄片最早一部在拍攝實景做同步錄音訪問的經典作品。由於錄音器材太過龐大笨重（載滿一大卡車），所有被訪問的貧民窟老百姓都要經過再三排練訪問的答案後才開始拍攝。就現代紀錄片不干預、不重新要求被拍攝物件重做行為動作的拍攝原則而言，《住宅問題》也算是一部由當事人「重演」的片子。重演就不是紀錄片了嗎？這要看我們怎樣看待「紀錄片工作者--被拍攝物件--紀錄片觀者」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紀錄片工作者與被拍攝物件之間有一種相互看待、互相為用的關係；但通常這是一種偏向拍攝者的不平衡關係，因此紀錄片工作者往往被要求要取得被拍攝物件的拍攝同意，並善盡保護被拍攝對象的責任。拍攝者與被拍者之間可以在拍攝過程中互動，有的紀錄片工作者甚至會跑到畫面中與被拍攝物件互動（例如吳乙峰導演的《李文淑和她的孩子》），但也有所謂的「純粹主義者」認為紀錄片工作者完全不應該在拍攝時與被拍攝對象有任何互動（連眼神互望都儘量避免）。這些不同的做法就形成不同的紀錄片製作美學模式----觀察的（observational）、參與觀察的（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互動的（interactive）、反映自我的（reflexive）等等。如果紀錄片工作者以偷拍或非法的方式取得被攝者的影像與聲音，或改變原先告知的用途，將被攝者的影像與聲音改用在別的未經許可的用途上，其實就構成一種在倫理或法律上的問題。紀錄片工作者與觀者之間則如前所述，有一種默契存在。當紀錄片工作者對「真實世界」有所干預（比如重演）、甚至重新創造時，他就有善盡告知觀者的義務，因為他違背了先前建立的默契。在一些模擬現實情境的電視節目，如《911》《急診室》《美國通緝要犯》《法醫奇案》等節目，當使用演員重演時，一定要打上字幕說明這是重演，即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做法。在新聞、節目、與廣告三者之間差異愈來愈小的發展趨勢中，英國廣播公司嚴格要求他們的節目製作人，若在節目或新聞中有任何重演或虛構之處，一定要標示清楚，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至於觀者與被拍攝物件的關係，那就相當複雜，很難在本文中詳述。總的來說，大多數紀錄片觀眾對影片中的人物與事件，認知其為「真實的人與事」，因此會把自己的想法與感情投射到銀（螢）幕上的人與事，因而產生移情、同情、或甚至完全相反的效果。美國紀錄片導演佛烈德˙懷斯曼拍過一部《高中》，結果片中費城一所天主教高中的老師因為外貌，成為影評人與觀眾嘲笑的對象，逼得當事人向法院要求禁制該片在費城周圍五百英里的範圍內放映。紀錄片工作者在這個例子中，很明顯無法善盡他保護被拍攝者的責任，因為他根本無法預知觀者會對片中的人物有什麼樣的反應。事實上，有一些紀錄片的運作模式就是在滿足觀者偷窺的欲望，例如一些偷拍不知情民眾被戲弄的電視節目注八。而抱持「牆上的蒼蠅」的美學態度拍攝純旁觀式「直接電影」的紀錄片工作者，所建立起的「被拍攝者--觀者」之間的關係，多半也是一種「被窺伺--偷窺」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說來，這種紀錄片與常見好萊塢劇情片之間，在本質上所差無幾。也正是在這種基礎上，一些「紀錄式戲劇」是受到觀眾相當的歡迎，甚至被認為影片所呈現的就是真實。前面提到的《誰殺了甘迺迪？》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但這也引起相當多紀錄片工作者強烈的反彈，甚至認為導演奧利佛˙史東不誠實。
誠實的問題
紀錄片工作者為何必須是良心與正義之師？這是三○年代格里爾生提倡紀錄片作為社會改革工具後，紀錄片的光環與包袱。九○年代是紀錄片朝全面個人主義以及多元方向發展的時期，但紀錄片作為替社會邊緣人代言的角色，始終還是許多紀錄片工作者自我期許的使命。紀錄片工作者因為站在比被拍攝物件強勢的地位，因為他（她）以別人的影像、聲音、生活為踏腳板，可以得到社會的掌聲、地位、甚至利益，因此先天就具有剝削的性格。正因為如此，當紀錄片工作者在以社會邊緣角色的處境為拍攝題材時，他要更認真、更誠實處理他對被拍攝者的責任與關係。這種誠實的態度，對紀錄片工作者、對被拍攝者、對觀者都形成一種彼此尊重的新的連結關係。紀錄片工作者若無法嚴肅面對這種紀錄片的工作倫理，說老實話，他（她）就不配稱其所拍的是「好的紀錄片」。對紀錄片的觀者來說，看一部紀錄片是否誠實，也可說是對其評價的第一步。
注八最有名的就是美國老牌電視節目"CANDID CAMERA"。很奇怪的是，當被戲弄的民眾知道是被這個節目耍了的時候，絕大多數不以為杵，除了個人幽默感之外，這個節目謔而不虐，以建立起口碑，恐怕也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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